（法語：bouillabaisse ，來自動詞「烹煮」bouillir 和「降低、減少」abaisser）是一種來自法國地中海沿岸的複雜魚湯，也是普羅旺斯美食的光榮，做法隨地方而變，但一般公認馬賽地區的配方暨烹調方式都屬道地；除了種類混雜的魚隻（通常不含貝類、蝦或龍蝦）外，還必須加入橄欖油、洋蔥、番茄、大蒜、西洋芹、茴香、百里香、蔥、桂葉、番紅花和柳橙皮。真正的馬賽魚湯必須使用地中海的魚產，包括基本的牙鱈、海鰻、鯡魚等魚種，也含有多種其他魚類，同時所有的材料都要快速的一起烹煮。上桌時，一種稱為 rouille 的佐酱、烤過或煎過的麵包丁或是碎麵包，還有烹煮後分離的魚肉，會連同魚湯的湯體分開呈裝，作為佐餐或配料以增香添色，其本質與葡萄牙的葡式海鮮湯（Caldeirada）有不少相似處。。由於單純從外觀而論或許不怎麼吸引人，為了吸引觀光客，或是使不了解道地馬賽魚湯的人，有時龍蝦或螃蟹也會隨著這些魚種一同成為盤中飧，可能還包含淡菜等貝類作為號召，這就成為巴黎版本的菜色，這種迎合式的美食變體，卻不是道地的馬賽魚湯 。

    查良鏞，筆名金庸，行內人常說：查良鏞的第一生命是報業，第二生命是電影，而武俠小說或許是他生命中的一種偶遇吧。觀其一生，金庸在報業經營、政論寫作、新聞理論等多方面，在香港報界留下了重彩濃筆。

    2005年6月22日，金庸身披“榮譽博士”長袍參加在英國康橋大學舉行的學位頒發儀式。當天，著名作家金庸獲得英國康橋大學授予的“榮譽文

學博士”學位。（新華網）

    我以我手寫我心

    “事實不可以歪曲，評論大可自由”，如果說《明報》在創辦初期是以金庸武俠小說來吸引目光的話，到了1960年以後則進入了以政論贏天

下的查良鏞時代。最典型的就是在196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變局下查良鏞對明報進行的轉型改造，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查良鏞政論，特別是對

1962年“難民潮”事件的報道評論，使得《明報》開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，從一份“小市民報章”，提升到一份以文人論政贏天下、為知識

份子接受的報章。迅速成為一份備受知識份子尊敬、在香港公信力最高的報紙。

    觀二十餘載金庸之政論，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其文人論政。金庸一介書生，一無資本，二無黨派背景，赤手空拳辦《明報》，所憑藉的就是他

那支筆，以及他“文人辦報”的理念。1962年，金庸在《明報》開設了有著濃厚書生色彩的“自由談”欄目，以不偏不倚、公正無私相標榜，其最初作

為“自由談”座右銘的“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”，進而成了《明報》的報訓。實質上也點明瞭金庸二十年之政論寫作的核心指導所在。

    辦報紙，不能過分浪漫

    從辦報初期的10萬元註冊資金到現在的資產高達數十億兼營出版、旅遊、印刷以至地產的多元化企業《明報》集團，其報業經營理念有著許

多可資借鑒之處。  “一份報紙辦得好不好，一看記者的采寫水準，二看報紙的銷售量。優秀的人才才是辦好一張報紙的關鍵，這就要求記者和

編輯要擁有獨立的精神和獨到的見解。”金庸對於人才的重視可以說是其成功做大做強明報的核心所在。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胡菊人脫離明報而

自辦報紙時，其所表現出來的極度挽留，到不惜重金挖中大教師董橋接任，再到資學、重用的《明報晚報》總編輯林三木獨立門戶時其所表現

出來的非凡大度，這都印證了曾長期在《明報》服務的王世瑜對他的評價：“深懂用人之道，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，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

辭退一名員工，或罵過一名下屬，公司內的同事對他均很尊敬。”

    金庸的理想是把《明報》辦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報紙。在明報發展後期，特別是上市以後，其開始不斷的改革報社，一方面開始設立編輯

委員會，以上市公司的特徵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，實現報社日常模式化運作的條件，另一方面積極開展資本的擴張和業務的多元化運作，

在創辦了《明報》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明報周刊》、《明報晚報》一系列報刊雜誌外，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，1987年，又成立翠明假期，

經營美加、澳洲及歐洲的高級旅遊業務，使得明報集團的業務多元化、抗風險能力得以不斷加強。

    1968年，他辦了《明報周刊》，周刊本是報紙為激發讀者的興趣，作為附贈品送給讀者的，但金庸卻大膽地提出，周刊的內容裝潢加以改革後，

可以定價發行。許多人表示反對，以為這樣會失去讀者。金庸卻說：“我們可以加多一些彩色，內容走較適合家庭婦女們看的軟性文章路線，

我想是會有銷路的。”這樣，《明報周刊》便出籠了。不出數載發行量即達到三十萬份，執香港娛樂周刊市場之牛耳。

    客觀準確最重要

    金庸的大半生都沒有離開新聞界，在創立《明報》的時候，他即提出了公正、善良、獨立的辦報宗旨，即要有自己的立場和態度，而不是

下三濫的講金錢的報紙，不屈服於商業利益或者權力，從而打造報紙的公信力所在。

    與此同時，他也承認新聞完全、徹底自由是不可能的，那種報紙只可能在一個理想國才會有，是一種空想。新聞肯定會帶有傾向，但是，

新聞的事實準確是最重要的。 追根溯源，可以說在《大公報》工作的十年影響了金庸的新聞思想。直到晚年他還說過：“我投身《大公報》，

心裏很佩服《大公報》當時的不黨不倚，評論事件很公正，完全報道。”

金庸用感性之手造就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武俠小說，而查良鏞用理性之手所寫的社評，則為港人乃至國人展現了一代報人的責任與勇氣。二者合一，可以說在書寫一部武俠小說史的同時，也成就了一篇新聞史。　(作者：鄒虎/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)